中國百姓開始向政府討債 ◎朱健國

●王魯湘主持《風凰衛視》世紀大講堂，不避敏感話題，討論「四萬億救市計劃」，三位經濟學家大膽指稱政府非法剝奪百姓的財產，鼓勵人民追債抗稅，促進憲改。蔚為奇觀。

一場以抵制苛稅的「百姓向政府討債」新潮流，正在從《世紀大講堂》湧向大江南北，長城內外，激動著億萬百姓！這一「東方的微光」、「林中的響箭」，使中國群體事件向更理性、更務實、更深化方向發展，出現了「從經濟角度促進憲政改革」，白髮老軍人也加入集體維權大軍的新高潮。


王魯湘重出主持世紀大講堂

誰也沒想到，被中國政府定位為應對金融危機大幅度啟動內需的「四萬億救市計劃」，卻引來了一場「百姓向政府討債」的啟蒙新潮。風起於王魯湘主持的鳳凰衛視《世紀大講堂》。為從學術上解讀「四萬億救市計劃」如何影響中國，《世紀大講堂》在二○○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十二月二十四日，十二月三十日先後三次開講「中國經濟如何闖關」。不料「正打歪著」，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盛洪、美國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學終身教授陳志武、天津財經大學財稅專家李煒光三位著名經濟學家一路講來，雖然話題不同，路徑不一，「君子和而不同」，卻首尾呼應，由淺入深，「英雄所見略同」地論證了「中國政府非法剝奪了百姓許多財產利益」，以致國富民窮！下一步改革當從「百姓向政府討債」運動開始。

本來，王魯湘編劇電視政論片《河殤》的「電視佈道者」風采，隨著他在「六四風波」後關押九個月，已消失了近二十年。但近日人們又從他主持鳳凰《世紀大講堂》節目看到，王魯湘「濤聲依舊」──如果王魯湘不將《世紀大講堂》昇華為「思想的盛宴，學術的殿堂」，一流學者絕不會登「堂」，若是王魯湘在主持時不是不避敏感，拋磚引玉，推波助瀾，畫龍點睛，演講者也難以無所顧忌地直言不諱。一場「百姓向政府討債」啟蒙新潮有幸「風起於鳳凰之末」，應該深深感謝王魯湘與陳志武、盛洪、李煒光四人心有靈犀，配合默契。


盛洪啟迪百姓向政府追討租金

二○○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盛洪亮劍《世紀大講堂》，演講《追尋流失的全民財富》，發動百姓向政府追討「自己的租金」。面對王魯湘的提問：國有自然資源租金誰在佔有？流失的全民財富究竟有多少？國有自然資源產權歸公，租金歸誰？誰動了我們的租金？動了多少租金？信仰被動搖，公平被摧毀，問題緣自何處？又該如何解決？盛洪無畏地答覆：

一、憲法的漏洞──儘管憲法規定國家的自然資源租金應該為全民共用，任何團體和個人使用國有自然資源必須付出租金，但憲法的漏洞又使國人無法分享自然資源租金。中國法律雖然明確規定自然資源歸國家所有，但其使用權、收益權、甚至處置權卻極其模糊。於是在中國就出現了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本應該屬於國家由全社會共用的自然資源租金，卻變成了被少數人（利益集團與特權者）「合情合理」的拿走。

二、「跛足改革」流失租金上萬億──因為沒有同時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跛足改革」，所以百姓失去了自己應得的巨額租金。計劃經濟時期因大鍋飯而只有利潤無租金概念。但實行市場經濟後，國有企業從一九九三年以後既不交利潤也不補租金，結果每年私分應該由百姓共用的各種租金上萬億：如二○○七年，國有農場地租約為二千三百五十三億元，中型以上的國有礦產企業地租大約是一百七十億元，石油企業少交了三百二十一億元的礦區使用費......還有煤炭資源租金，城市國有土地租金，國有工業企業的土地租金，國有建築土地租金，國有礦產資源租金，國有自然景觀的資源租金，國有人文遺產的租金（如兵馬俑、北京故宮等國有的人文資產），這些理當百姓分享的租金都被特權利益集團私分了。

三、四大惡果──這種現象的性質是什麼？是讓一部份特權者無償佔有全體人民的租金利益。非產權所有人佔有產權所有者的利益，這一巨大腐敗帶來四大惡果：首先是分配不公平，動搖整個社會對公平的追求，顛覆和諧社會的基礎；第二是掩蓋了國有企業的低效率；第三是導致了不公平競爭；最終使改革陷入今天的困境和僵局，創造了一個拼命阻礙改革憲政的特權利益集團。

四、救治之方是「收租減稅」──一個簡單的解決辦法叫做「收租減稅」。全國的自然資源租金每年高達上萬億，相當於國家ＧＤＰ的二十五分之一（百分之四），也相當於全國財政收入（二○○七年水準）增長百分之二十，這就可以通過減稅來讓百姓分享這一租金：永久性減稅是刺激經濟增長的最好手段。所以老百姓現在應當先逼政府向特權利益集團收租，然後再監督政府公平減稅，以此還利於民，讓百姓收回自己的租金。


陳志武要百姓向政府追回產權

二○○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美國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學終身教授陳志武走進《世紀大講堂》，通過質疑十一月初中國政府公佈的「四萬億元救市計劃」，提出中國走出經濟危機的關鍵在於開展一場「民有化改革」｜｜將所謂的全民財產以「設立自己的國民權益基金」股份化方式還給百姓，讓每個中國人新增六萬元人民幣的消費力。陳志武的「民有化改革」，將盛洪的「百姓應該向政府追討租金」論引向了更深廣的領域：百姓既要追回租金，也要追討本金由自己經營。

陳志武的主要論據是：

一、中國的ＧＤＰ實效只有美國標準的一半──中國政府二○○九年經濟增長目標是保百分之八爭百分之九，其實這只相當美國等西方國家ＧＤＰ增長率的百分之四。因為美國財富百分之九十八左右的都是屬於私人的，美國經濟增長率與美國人的個人收入增長基本上是同步同等；中國則相反，中國資產絕大部份在國家手上，只有經濟增長率達到兩位數，百姓才可能新增內需消費能力。因此，中國二○○九年保百分之八概率很小，因為四萬億裡面，有兩萬億基本上要留到二○一○年才花，二○○九年年底可能花掉的兩萬億人民幣，只可以轉變成六千億到八千億人民幣，只可能增加明年的ＧＤＰ百分之一點五到百分之三左右，所以二○○九年中國經濟增長率只會在百分之六左右。如此，這次「四萬億」儘管用意不錯，但效果不可能理想。

二、「國有與全民沒關係」──中國從五十年代初開始，把所有私人財產，都歸為公有國有，希望建立一個全民所有的公有制體系，但實際上五十多年來，老百姓沒有感覺到「全民所有」對自己的實際好處，只覺得「國有跟全民沒關係」。以現在中國國有資產七十九萬億來計算，每一個中國人有六萬塊錢屬於自己的國有資產，但這對老百姓的消費和福利卻並未能產生實質性的後果。除非來一個將這種全民所有制變為私有制的「民有化改革」，把這些國有財產最終的產權，具體落實到每一個人身上，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才能真正轉型──由政府投資消費為主變為個人投資消費為主。

三、用「四萬億」為全國人減稅免稅──換一種思路，試行將「四萬億」由政府投資大型工程變為用「四萬億」為全國人減稅免稅，其給ＧＤＰ帶來的增長貢獻，一定會大於原計劃。比如說，用「四萬億」給全國所有的中小企業和中低收入家庭二○○九年免稅一年，效果也會大於單純政府投資建大有工程。這兩項加在一起，大概會為中國的中小企業和平民家庭節省三萬億左右的稅錢。這三萬億流到中國的中小企業和市場消費，能夠帶來更多的新ＧＤＰ增長。由百姓去做投資，而不是由政府官員來投資，會從根本上促進整個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更多地轉向內需，轉向消費帶動增長，真正徹底改變「大政府小國民」，真正啟動以民間消費為標誌的有效內需。

四、「大政府小國民」的嚴重性──可以從一組資料看中國「大政府小國民」的嚴重性。先看民間消費佔ＧＤＰ的比重在過去五十年的變化：一九五二年，中國民間消費佔ＧＤＰ總量的百分之六十九，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初期），民間消費佔ＧＤＰ的百分之四十五，二○○八年再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五。可見雖然有三十年改革開放，中國的「大政府小國民」弊病不但沒有減小，而且在繼續惡化！而中國政府的消費呢，從一九五二年佔ＧＤＰ的百分之十六，上升到現在百分之三十，擴大了近一倍！而美國政府財政開支和財政稅收，在一九五二年的時候佔ＧＤＰ的百分之十六，到二○○七年降到百分之十左右。由此可見，只有儘快進行「民有化改革」，才能真正限制政府高消費之腐敗。

五、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為什麼中國「大政府小國民」這兩個趨勢是越來越強？關鍵是沒有進行民主憲政的政治體制改革。民主憲政的核心內容，就是對政府的徵稅權和加稅權財政開支做一些實質性的制約。從這一角度理解和宣傳民主憲政，要比空洞地說「三權分立」更能調動百姓的積極性。


李煒光鼓舞百姓抗苛稅

在三場「百姓討官債」啟蒙演講中，李煒光的「鼓舞百姓抗苛稅」 最為讓百姓喝采。二○○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天津財經大學財稅專家李煒光讓《世紀大講堂》掌聲雷動，其「近觀中國稅改」的演講，揭開了中國改革三十年仍然深陷苛稅苛政深淵之真相。讓百姓夜不能寐，枕戈待旦。
其華彩樂段是──

一、四萬億改變不了中國苛稅危機──現在國家出台「四萬億」也好，地方上要出台十八萬億也好，其實都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國富民窮的狀態。二○○七年中國ＧＤＰ達二十四萬億，但政府拿走九萬億至十萬億，佔百分之三十六以上。這是世界少有的高稅賦！徵這麼多的稅，社會保障還是不理想，城鄉差距還是日益擴大。人們享受不到公共服務的陽光，而政府卻把錢奢侈地用在了自己身上。

二、苛稅危機逐年加重──中國的稅制改革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中一直在進行，但中國稅制改革始終有三個嚴重錯位：第一，稅制改革的結果是政府受益多，民眾獲益少── 一九九五年以來財政稅收的增長速度越來越快，一直保持在百分之二十以上，二○○七年達到百分之三十，一直到二○○八年上半年，還是在百分之三十以上（即使到二○○九年一月，全國一片「企業倒閉潮」，但各地稅收仍然再超歷史）。然而民眾享受的福利卻沒有隨著稅收的增長而明顯地改善，這就導致中國目前還有二點五億人沒有購買任何醫療保險，享受不到任何公共財政給他提供的服務，另外十點五億人雖有保險，但保險的質量不高，各種服務不到位。

三、醫療衛生教育只佔四萬億的百分之一──最近政府公佈的「四萬億」投資計劃，用於醫療衛生教育只佔四萬億的百分之一，只有四百億，可見政府對民生的關注嚴重不足。很多國家三歲以內的嬰兒，奶粉是免費的，甚至連玩具都是免費的，我們這兒卻是要老百姓自己花錢買，而且買不到安全奶粉。這主要是政府的責任，政府不能把責任推到企業。

四、現有稅制結構對富人有利──中國現在建立的稅制結構，是對富人有利，而對中等收入者和貧弱者不利的。中國最富的人和最窮的人，收入差距在一九九五年是十三倍，到二○○六年上漲到了二十一倍，多年的稅收改革不僅沒調節貧富差距，反倒加大了差距。而美國、英國、日本等國的人民，稅前收入能夠差到十幾倍，但是徵稅以後，人們的收入水準只相差三倍、四倍了。

五、政府徵稅越多，就越腐敗──無益耗費就是腐敗，財政資金的使用如果要是沒能有效的監督和控制的話，就更多地變成官員的個人行為，必然形成腐敗，權錢交易。這樣的背景下政府徵稅越多，就越腐敗。

六、增值稅對中小企業傷害極大──它的徵收率比較高，又不能像一般納稅人享受抵扣，所以金融危機一來，先倒的是一批中小企業。而中小企業對社會貢獻很大，安排著大量的農民工就業。中國的就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中小企業安排的，它們創造的稅收佔到整個企業界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很多中小企業甚至大型企業，之所以倒閉，根本的原因是中國稅制一直堅持苛稅苛政。造成中小企業大面積倒閉，所以中國今天才面臨著如此嚴重的困難。

七、「國需論」嚴重錯位──中國稅制堅持苛稅苛政的源頭在於，一直以「國需論」作為徵稅或稅制改革的指導思想，徵稅的主導者全是政府，納稅人不能監督使用。政府想徵多少稅就徵多少，想怎麼花就怎麼花。

八、中國的稅多是非法之稅──孔子說的「苛政猛於虎」今天仍存在，今日中國的稅制改革沒有運行在法制的軌道上，中國的稅是在法上而不在法下，國家的稅收立法，二十多個稅種中只有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經過全國人大立法，其他的稅種都沒有經過人大立法，都是政府自己出文件、立條例就大徵，民主監督控制完全不存在。

九、中國至今只有交稅人沒有納稅人。納稅人跟交稅人最大的區別，就是納稅人除了有義務之外，他還有權利，可跟政府討論這個稅怎麼徵，有要求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權利，還有不讚同納稅的權利，可以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問責政府。這一弊病，是因中國《憲法》沒有規定出納稅人的權利，只在《憲法》的第五十六條規定了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有納稅的義務，而沒有提權利的問題。因此，必須修憲避免稅收成為「國王的錢袋子」，保證納稅人交稅後能得到公共服務──稅收必須要有「效率原則，公平原則，最少徵收費原則（便利原則）」。


李煒光的演說讓百姓如醍醐灌頂：一個先進的社會，必然是一個輕稅的社會，而一個苛稅的國家無疑是專制之國。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頻繁，皆因稅太重了，中國的農民起義都是賦稅徭役苛政所致。而解決苛稅問題，除了代價太大的「農民起義」，還有一種低成本辦法，就是像西方那樣通過《大憲章》，讓財政稅收民主化，法制化，讓國家在人民的控制之下，合法徵稅。如若中國人不想重蹈農民起義帶來劇烈社會動盪的悲劇，就應該以非暴力方式抗苛稅苛政，逼政府建立憲政。

一場以抵制苛稅的「百姓向政府討債」新潮流，正在從《世紀大講堂》湧向大江南北，長城內外，激動著億萬百姓！這一「東方的微光」、「林中的響箭」，使中國群體事件向更理性、更務實、更深化方向發展，出現了「從經濟角度促進憲政改革」，白髮老軍人也加入集體維權大軍的新高潮。

經濟學人 － 共產黨執政60週年，挑戰特別多

隨著中國經濟成長衰弱和失業率上升，過去幾年被邊緣化的政治運動者，為政府帶來的麻煩也會更大。今年是天安門事件20週年，達賴流亡50週年，法輪功被禁十週年，同時也是共產黨執政60週年。

12月初，網路上發行了「08憲章」，立刻就有303人簽署，其中包含律師、記者、學者和運動者。08憲章的訴求非常廣泛，從土地私有到多黨民主都有，也認為民主化不能再拖延。

中國官方逮捕了主辦者，也威脅或是質問了數十名簽署人，網路公司移除相關文章，擁有很多支持者個人網頁的網站關閉，在中國Google上搜尋08憲章也只會出現警告。

而1月12日網路上的抵制中央電視台的宣言，則顯示異議者並未放棄。宣言中指控央視掩蓋示威及其他的負面新聞，也提到央視在去年9月的節目中，稱讚三鹿的品管，但不到幾天後即傳出毒奶事件。1月1日時北京警方拘留了五名受害兒童的家長，顯然是為了阻止他們舉行抱怨補償方案的記者會。

三鹿高層的審判在12月31日舉行，媒體沒有太多採訪的機會，幾個與醜聞有關的官員下台，但沒有人被起訴。一名北京律師也表示，法庭完全忽略了受害家庭的集體訴訟。

一名資深記者認為，官方可能會受到更多衝突的挑戰。但包括異議者在內，大部分人都不相信會出現天安門事件那樣的規模，民眾仍然不喜歡激進的政治變動。（黃維德譯）

經濟學人英文原文(2009/01)

揭露曾蔭權政府七宗罪新聞稿

以下是轉載自社會民主連線網站的文章。我非社民連成員，但看見香港淪落至此，也不勝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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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公共領導中心」研究部主任芭芭拉．凱勒曼（BARBARA KELLERMAN）所著《壞領導》，指出壞領導在精神上的七宗罪，包括

1. 褊狹(INSULAR)，他們對自己圈外但仍必須直接負責的別人，根本小看或不理會其當有的福祉。
2. 不自制(INTEMPERATE)，缺乏自我控制，並受到那些無意願也無能力有效干預者的幫助和慫恿。
3. 無能(INCOMPETENT)，缺乏意願和技巧來持續有效行動，而對重要領導能力挑戰，則創造不出正面改變。
4. 邪惡(EVIL)，領袖及其徒眾人格凶暴，以痛苦為權力之手段。他們對男女以及兒童的傷害極大，這種傷害包括了生理、心理，以及兩者兼具的各個層面。
5. 腐敗(CORRUPT)，他們說謊，欺騙和偷竊，超過了規範許可，他們將自我利益放在公眾利益的前頭。
6. 剛愎(RIGID)，僵化且絕不認錯。雖然他們或許有能力，但卻不能也不願去採納新觀念、新訊息，去符合新時代。
7. 無情(CALLOUS)，麻木不仁，對別的群體，特別是臣屬團體成員需求和願望根本忽視或拒絕理念。

觀乎曾蔭權政府之施政七大失誤，恰恰與《壞領導》非常配合，今天社民連在答問大會之日，將曾蔭權之肉體七宗罪公告香港市民，其表列如下：

曾蔭權在競選期間，信誓旦旦，侈言「我會做好呢份工」。兩年過去，曾蔭權不但沒有做好呢工，反而遇危龜縮，有鑊下屬孭，在港默不作聲，被謔為離岸特首。政府高層內爾虞我詐，各懷鬼胎，管治團隊潰不成軍，政府施政頻頻出錯，民怨沸騰，公務員離心離德，導致支持度大幅下滑。

七大施政失誤(最近半年)

第一：政治委任 一塌糊塗
特首委任首批8位副局長，其中5位擁有外國國籍或居英權，包括梁鳳儀、潘潔、梁卓偉、蘇錦樑和譚志源。林瑞麟局長辯稱副局長不是主要官員，及署任只屬「短期的安排」，無需放棄外國國籍，最後5人在輿論反彈聲中，心不甘情不願地放棄外國國籍或居英權。
擴大政治委任制啟動至今已超過半年，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蘇錦樑與環境局副局長潘潔署任均超過一個月，潘潔的署任日數比率則超過17%稱冠。數據上，林瑞麟局長所強調「署任是短期的安排」，並無牴觸《基本法》的說法極之矛盾。
政府用人唯親，獲委任之副局長及政治助理4位是有明顯政治背景的保皇黨，包括民建聯副主席蘇錦樑、青年民建聯副主席徐英偉、民建聯深水埗支部主席張文韜、自由黨楊孝華之子楊哲安。

第二：雷曼毒債 血本無歸
雷曼迷你債券(Minibond Series)其本質屬於一種結構性債務工具，與普通債券到期還本付息全然不同，兩者之風險程度更有天壤之別。由於政府監管不力，令香港的20多家銀行，在銷售迷你債券的過程中，可以涉嫌向投資者作出失實陳述，或向不能承擔高風險的投資者進行銷售，誤導投資者以為雷曼迷你債券和普通債券一樣屬於低風險產品。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產，投資者血本無歸。
截至2008年9月30日，涉及雷曼迷你債券的金額約為156.43億港元，投資者超過4萬人，當中很多是不能承擔高風險老人家，他們將棺材本投入「雷曼迷你債券」，乃是因為被誤導以為雷曼迷你債券乃真正的低風險債券。

第三：包機包尾 草菅人命
泰國政局動盪，極可能出現暴力情況，中國及澳門均於2008年11月29日派出包機接濟滯留在泰國的人民，特區政府反應遲鈍，延誤2日，至12月1日才安排包機接濟港人。在此之前一天，一名港人趕赴布吉時遇上車禍而死亡。事後，唐英年以集體決定為由推卸責任，問責精神蕩然無存。

第四：打壓異己 扼殺自由
民間電台不惜公民抗命，爭取開放大氣電波，唯政府拒絕執行法院早前有關廣播條例違憲的判決，其後政府上訴，獲判發還重審，立即查封電台，票控6名民選立法會議員包括黃毓民、陳偉業、梁國雄、李卓人，劉慧卿及李永達，3名前立法會議員包括司徒華、曾建成(阿牛)及張超雄，被票控者只應邀出席節目做嘉賓。政府向新加坡政府東施效顰，透過濫用司法制度打壓異見者。試問言論自由何在?

第五：警察濫權 令人髮指
一名少女到旺角警署報稱遺失銀包，後來一名警員在警方電腦系統找到少女之個人資料，約她再到旺角警署落口供，趁機在旺角警署內將她強姦。涉案警員還涉嫌非禮另外3名年齡介乎16至21歲的女子。此事件嚴重打擊市民對警隊的信心。
有社運參與者被警方下令剝光豬搜身。男的被迫撥開下體給警員檢驗，女的需要蹲低翹起臀部給警員搜身 。更為離譜的是，一名被捕的女示威者，被剝光豬搜身後，發現一名男性警員在門口經過，窺見剝光豬搜身的情況。
紫藤(一個關注性工作者團體)表示，警方濫權欺壓性工作者，現行指引縱容警員在放蛇時接受手淫服務，作為放蛇警員的 「福利」。 更甚者是有警員違反指引，接受口交或性交服務，有警員甚至“揀女”，要求與年經貌美的性工作者性交，事後毀滅証據，把安全套棄掉。

第六：醫療失誤 市民失救
運輸公司東主楊德祥上2008年12月20日心臟病發，被兒子送往明愛醫院正門對開，詢問處當值職員建議病人家屬致電999求助，楊最終死亡。明愛醫院高層堅稱處理手法符合程序，將指引凌駕人命之上。
東區醫院於1月2日遺失初生男嬰屍體，至今仍未尋回。屍體遺失事件一再出現，醫管局愧對死者家屬。在遺失屍體三日後才報警，四日後才對外公布，公眾知情權被剝削。公眾對公共醫療系統信心盡失。

第七：扶貧不力 貧富懸殊
聯合國於2007年發表報告指，香港的「堅尼系數」由1996年的0.51上升至2006年的0.53，是全亞洲貧富最懸殊的城市。港府於2007年6月18日公布，每月收入4000元或以下的家庭，由1996年佔總數的6.7%，增加至2006年的9.2%。

曾蔭權任內，最低工資立法只聞樓梯響，一拖再拖，基層工友朝不保夕；全民退休保障在討論多年，仍未見政府作出承擔；除了生果金在心不甘情不願的情況下加至$1000元，社民連提出的措施，如增加薪俸稅的最高邊際稅率至20%、追加30萬綜援戶被削減的綜援金、成立扶貧基金等，皆沒有被考慮。曾蔭權扶貧不力，導貧富懸殊日益惡化。


社會民主連線
2009年1月14日

北京奧運能給中國帶來什麽？——光州事件和六四事件比較

作者: 曹長青 (原載台灣《看》半月刊2008年018期2008-08-26)

轟轟烈烈的北京奧運結束了，在引起全球媒體關注的同時，也引起人們對中國前途的關切：中國舉辦了奧運之後，會不會像當年同樣舉辦了奧運的南韓那樣，出現政治變化，邁向民主？南韓曾有屠殺平民的光州事件，但在成gong主辦奧運、走向民主之後，該事件就得到昭雪。中國舉辦奧運之後，同樣性質的六四事件，會不會也得到重新評價？

各種跡象顯示，這種可能性很低。比較光州事件和六四事件，就可看出兩國政治背景和發展趨勢的異同。

光州事件和六四事件至少有三點類似：一是性質相同，都是學生市民要求民主，都被政府定性為暴亂，都遭軍隊鎮壓。南韓軍隊當時曾直接向抗議人群開槍；解放軍更是如此，竟向後撤的人群胡亂開槍，還向住宅樓或行人隨意掃射，很多在街頭看熱鬧的人，也被槍殺。光州事件發生在1980年，六四發生在1989年，這是20世紀晚期亞洲發生的兩個最大的慘案。

二是事後當局都清算鎮壓。光州事件後，南韓有幾千人被逮捕，800多記者被懲罰。中國六四事件後，數千人被關押，僅《人民日報》就有132名編輯記者遭撤職或調出報社。據官方數字，六四事件之後四年中，200多家報紙被當局關閉。

三是事件發生後，執政當局都很心虛，對事件的提法不斷降級。南韓的全斗煥政府先是稱“光州暴亂”，後來改口為“光州事件”，降低了調子。中共當局更是不斷改口，先是把“六四”定性為“反革命暴亂”，隨後降級稱為“動亂”，後來改稱“事件”，再後來又把它叫做“風波”，最後的提法是“那件事”。五次說法，一次比一次調子低，說明共產黨也感到理屈，無法理直氣壯。

人民有武裝自衛的權利
當然這兩個事件的不同點也很多。首先是死亡人數不一樣。光州事件有191人遇難。而中國六四屠殺，至今官方不公佈死亡人數。當時《紐約時報》記者紀思道在北京採訪到的醫生估計，死亡人數可能在四百到八百之間。紀思道說，即使是四百人這個保守的數字，也超過歷屆中國王朝殺害的學生總和。今年六四19週年時，有報導說，一位解放軍將領披露，六四死亡六百多人。即使六百人，也是光州事件的三倍以上。

另一個不同是，光州事件時，市民和學生都拿起了武器反抗，直接和政府軍隊開槍對打，而且堅持了十天之久。他們還有一度迫使政府軍退回到郊外。由於不滿親政府的報紙電台不報導真相，光州市民還燒了報社，然後自己辦報，告訴世界真相。而在中國，六四事件時，很多知識分子喊的是“非暴力，我們沒有敵人，和平是最高目標”等等。這和南韓人很不一樣，光州人不唱高調，他們非常清醒，政府軍來鎮壓，就是來殺人，人民有武裝自衛的權利，這不是暴力，這恰恰是對抗暴力，結束暴力的抗爭，是維護人的尊嚴和生命的拼死一搏。

今天，南韓沒有人指責光州人民當時拿起武器反抗是暴力行為，反而認為它是一場民主抗暴運動。可在中國，包括不少民運人士，都高喊非暴力，就是不強調人民有武裝自衛的權利。這等於說，下次解放軍來鎮壓，還是要等著被殺、被砍。人類近代歷史有兩個名人高喊非暴力，都獲得成效。一個是印度的甘地，一個是美國的馬丁．路德．金，但他們都是面對民主政府：甘地面對的是有選舉制度的英國，金恩面對的是民主的美國，因而他們喊和平、非暴力是有用的。但像西藏人民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面對中共專制政府也喊非暴力，結果至今半個多世紀了，沒有任何效果。面對專制，人們更應該強調的是權利，包括人民有武裝自衛的權利，而不是什麼非暴力的高調。

專制者不會對人們磕頭開恩
當然，兩個事件的最大不同是，光州事件早就得到完全昭雪，遇難者獲得賠償，責任者受到審判。而中國的六四屠殺，至今還看不到昭雪的影子。為什麽結局這樣不同？它和兩國知識分子、尤其民運領導者的思路不同，以及兩國統治者的不同，有相當的關系。

不少中國民運人士要求中共當局“平反六四”。但這個提法本身就等於承認那個政權的合法性、權威性。由六四殺人的政權來給六四平反，本身就邏輯不通、道德混亂，而且在操作上也做不到。南韓光州事件所以得到昭雪，它不是喊平反的結果，而是結束了獨裁統治，建立了民主制度的結果。南韓人認為，沒有建立民主制度，就根本不會有光州事件的真正昭雪。他們把重點放在了結束獨裁專制上。例如八八年漢城奧運之前，南韓人民要求的不是光州事件平反，而是要求修改憲法，實行總統直選，新聞和言論自由，多黨制，民主選舉，當時有一千萬人簽署聯名信（南韓當時人口四千萬）。另一個非常值得重視的不同是，韓國人是“要求”政府怎麼樣，而不是“請求”政府。這兩個“求”的性質是完全不同的。中國人動不動就是請求政府，懇求政府。八九民運時，那個學生跪在人民大會堂前的舉動，是最典型的“懇求、哀求”共產黨開恩。而南韓人不是這樣，他們是要求政府，是抗爭、抗議、反抗。因為專制者從不會因為人們磕頭就會開恩的，尤其共產黨從來就沒有被磕頭感動過。南韓人不懇求獨裁者開恩，而是逼迫獨裁者改變。

光州事件得到昭雪，不是原來那個製造了光州事件的獨裁政府完成的，恰恰是那個獨裁政府被結束，南韓有了真正的民選政府之後，通過立法方式完成的。而中國的六四事件，至今已經19年了，還看不到昭雪的可能，主要就因為，現在當權的還是那個當年殺人的共產黨！

全斗煥畢竟不是共產黨
除了韓國人和中國人的思路不同，另外一個重要不同是，兩國的統治者也不一樣。造成光州慘案的全斗煥總統被判死刑，後改為無期；在服刑期間，被後來的金大中總統赦免。全斗煥所以被赦免，是有一定道理的。首先，他雖然是在民主力量的壓力下，被迫接受修改憲法，但畢竟接受了人民的改革要求。而像中國的鄧小平等獨裁者，到死，都是用鎮壓來維持統治。據說鄧小平對六四的經驗總結是，要把任何不滿和反抗消滅在萌芽狀態，還是相信槍桿子裡面出政權。而全斗煥說到做到，到了五年總統任期，他就離職，把權力和平轉交給了新總統，然後就到一個深山寺廟中，不見任何人，過了兩年閉門思過的生活。最後還向全國人民道歉，承認光州事件是他一生中鑄成的大錯。原來全斗煥是不認錯的，他認為參加光州事件的很多學生思想左傾，要求和北韓統一，相信共產黨的宣傳；甚至還拿起武器和政府軍對打，因此他覺得為了國家穩定和社會秩序不得不動用軍隊平亂。後來他想清楚了，動用政府軍隊鎮壓，造成那麼多生命損失，就是一場屠殺，是大錯特錯。全斗煥的認錯、懺悔，也是他後來得到赦免的原因之一。

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來韓國和中國的不同。全斗煥不管怎麼軍事統治，畢竟他不是共產黨，因此就沒有共產黨那套嚴酷的統治。他個人也不像鄧小平、江澤民，可能也要加上今天的胡錦濤，為了個人權力，不惜國家的利益，人民的幸福。他畢竟還有一定的人性，人的理性。因此八八年漢城奧運時，雖然南韓是獨裁統治，但社會仍有相當的自由空間。當時南韓就有了全國知名的反對派領袖金大中、金泳三等，還有各種民間組織，可以舉行全國規模的聲勢浩大的遊行抗議。這一切都需要有相當程度的民間社會和自由空間。

而在中國，不要說19年前的八九民運，就是今天，共產黨還是靠暴力嚴酷統治，不僅不允反對派組織存在，即使連基督教徒，法輪功都要被嚴厲鎮壓，共產黨的暴力和邪惡實在超出任何其他獨裁政府。這種種不同，都意味著北京奧運之後，中國不會出現當年南韓那樣的政治變化，當然六四事件也不會像光州事件那樣得到昭雪，中國人的民主之旅，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美國金融危機害慘了中國？

● 中國經濟早兩年就出現由盛轉衰現象，美國金融危機讓中國可以將本身的政策失誤與經濟結構不良等痼疾全推給美國。而中美經濟關係日益密切，已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 中國工商銀行紐約分行10月在全球金融海嘯中正式開業。9月16日紐約州銀行廳廳長理查奈曼向中國工商銀行駐紐約首席代表吳斌頒發執照。

最近兩個月以來，有關中美經濟關係的文章大量見諸報端，由於立場不同且兼霧裡看花，諸多見解完全相反。中國媒體及大部份論者談中國經濟，開篇必是「受美國金融危機影響，中國經濟......」彷彿是美國的金融危機將中國拖入了黑暗深淵。由於中國公眾資訊來源受控，且缺少相關專業知識，受上述宣傳影響甚深。與中國國內所論相反，國外旁觀者也有一些不經之論，最荒謬的看法是認為美國金融危機緣於「中國陰謀」。

其實，這兩種看法都忽視了一點：中美經濟關係由於目前已經在貿易、金融方面合作日深，早已形成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係。這並非出自兩國政府意願，當然更非「陰謀」，而是近三十年來中國對外開放與外資大量進入中國後日漸形成的現實。

中國經濟三駕馬車早就出問題
其實，中國經濟由於「體質」過於虛弱，無論是實體經濟還是虛擬經濟，早就隱含種種危機隱患，拉動中國經濟前行的「三駕馬車」──進出口、內需與投資，在過去一、兩年內均出現不祥徵兆，筆者在今年三月亦以《『奧運信念』掩蓋不住的經濟敗相》為題，指出二○○八年將是中國經濟由盛而衰的轉捩點。只是美國金融危機給了中國政府一個最好的藉口，將多年來中國產業政策失誤與經濟結構不良等痼疾全推往美國次貸危機身上。

其實從時序上看，中國的房地產與股市危機早就先於美國金融危機而發生。中國股市的問題根源在於政府不斷通過股市轉嫁國有企業與金融業危機，而房地產早就淪為炒家市場：二○○六年初，中國房市購買者當中就有百分之六十是炒家而非買家。「中國製造」由於安全及品質問題從二○○五年開始就陸續受到美國、歐盟及日本的抵制，即使這些國家未出現金融危機，也未見得繼續選擇中國製造的玩具、鞋類與食品作為消費。至於中國金融業受美國及世界金融危機的影響甚小已是定論，真正受影響的其實主要是外匯儲備嚴重縮水。

中國對外投資哪一部分嚴重縮水？
中國政府所擁有的一萬八千億外匯儲備當中，有一萬億用於購買美國國債與其他機構債券。其中，投資在機構債的額度應該在四千八百億至五千億美元左右。中國投資於美國 「兩房」債券的到期情況沒有確切的資料，標準普爾估計中國持有的「兩房」債券為三千四百億美元左右，這部份債券目前已經縮水百分之九十。而購買美國國債的外匯儲備至今無虞。兩個常見的疑問是：中國政府為什麼要買這麼多的美國債券？美國現已發生金融危機，為何中國還要承諾再買美國國債？

答案也很簡單：中國政府作為投資者，首要的考慮是如何將投資風險降至最低。任何政府手持巨大的外匯儲備，都會考慮到將「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會有風險。早在外匯儲備只有七千億左右時，中國政府有關部門就開始考慮外匯儲備多元化的問題，試圖分散風險。但結果並不如意，最後只好仍舊將雞蛋繼續放在美元這隻「籃子」裡。

何故？說穿了很簡單，其他的籃子更加脆弱。衡量一個國家的資產風險的標準之一是國債佔ＧＤＰ比例，目前美國國債佔ＧＤＰ的比重目前已超過百分之七十，日本則更高達百分之一百四十。歐元區國債佔ＧＤＰ比例與美國相若，儘管根據《馬斯特里赫條約》規定，加入歐元區的標準是政府債務佔ＧＤＰ比重不超過百分之六十，但這一標準並未嚴格執行，比如義大利的政府債務佔ＧＤＰ高達百分之九十，德國、法國情況未必比美國好多少。事實上，這次金融危機將歐盟各國虛擬經濟掀開一隻角，暴露的不堪遠比美國嚴重。從實體經濟來看，歐盟各國遠不如美國強盛。即使在人心惶惶的二○○八年九月，美國九月消費者物價指數（ＣＰＩ）月比持平，能源價格的回落和經濟減速更是快速地緩和了美國的通脹，美國家庭收略大於支。即使是目前危機階段，失業率也遠比歐洲各國正常時期要低得多。

基於以上考慮，中國將大量外匯儲備用於投資美國國債。十月二十日之前的四個星期內，美國國債共賣出一千億元，這些買家當中估計就有中國在購買美國國債。

恐懼中國主權財富基金控制美國
從去年以來，有關警惕中國政府握有過多美國主權財富基金的話題在美國一度流行。今年二月七日，美國會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曾舉行關於警惕並抵抗中國政府投資基金的聽證會。國會的幾位參議員呼籲布希政府應該審核外國政府建立的基金對美國企業的投資，他們對外國政府建立並運營的這類主權財富基金表示擔憂，擔心這類基金的投資目的除了經濟考量之外，還可能有政治及戰略考量，可能會影響美國國家安全。由美國財政部及國防、國土安全等部門共同掌管的外國投資委員會，被參議員貝赫指責為是一條把商業利益置於國家安全之上的「沒有牙齒的看門狗」。

這場討論當然是見仁見智，美國方面由於種種實際的經濟利益考量，並未對這一狀況加以改變。這一疑慮延續到現階段，導致今年美國股市跳水時期一場沒來由的擔心：如果中國想擊垮美國，只要在某一時將美國國債全部拋向市場，將會導致美國經濟崩潰。ＣＮＮ記者扎卡里亞在九月二十三日採訪總理溫家寶時，還專門向溫就此提問：「中國是美國短期國庫債券的最大持有者，據估計，價值接近一萬億美元。這讓一些美國人感到不安。您能否打消他們的顧慮，保證中國永遠不會利用這種地位作為某種形式的武器？」問題中的「某種形式的武器」就包含在某一時刻將美國國債拋向市場這種可能。溫的回答是「我們也希望看到美國能夠持續發展，因為這將有利於中國。當然，我們擔心中國在美資本的安全。不過，我們相信美國是一個值得信賴的國家。......我相信現在合作是頭等大事。」──這段話，包括所有與中美經濟關係有關的話，在中國的媒體上隻字不見報導。

溫家寶的這次表達倒是真心話。一個簡單的道理注定中國不會大量將美國國債拋向市場，這個簡單的道理就是：中國目前不想自殺。試想，中國如果在此時此刻將大量美國國債拋向市場，誰有如此多的財力接盤？只有大量賣盤而無買盤的市場，只意味著賣盤的價格將出現自殺性下跌。中國政府雖然時時恨不得接替美國成為世界老大，但目前根本就不是發動這種自殺性攻擊的時機。
為了已有的投資不虧損，中國政府最明智的選擇是繼續合作，中國政府這次也確實是這樣做的。從十月中下旬以來，美元地位顯著增強，美國國債行情看漲，總帳算下來，中國在美國國債上的投資是個不錯的選擇。

　事實上，由於中美兩國經濟關係日益密切，以及中美經貿的重心由貿易（紡織品、玩具業、製衣業等）轉為美中金融界之間的投資合作，美國政治中所加入的「中國因素」越來越多。對兩國來說，這種既非敵對亦非戰略夥伴、完全由經濟利益決定的關係是種新型關係，遠比冷戰時期的美蘇關係複雜密切。

（何清漣：旅美中國經濟學家）轉載自《開放雜誌》

中國面對危機的出路

● 中國實體經濟的敗象早已在歐美金融海嘯之前的今年初巳經顯露，這場海嘯將會進一步惡化中國經濟畸形發展造成的危機。明年將是最困難時期。

十月二十四日第七屆亞歐首腦會議開幕式上，胡錦濤強調面對金融危機，堅定信心比什麼都重要。而在閉幕式後的記者招待會上說，溫家寶也強調，要千方百計避免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發展的影響。同時表示，要堅定信心，信心是克服困難的力量源泉。

多個中國標誌性企業倒閉
不過，面對來勢迅猛的經濟衰退，政治領導人的信心秀恐怕只能自欺欺人。其實中國經濟的敗象在二○○八年初期已顯露出來，而最近一些典型性企業倒閉更是強化了這種跡象。根據媒體報導，最近數月中國最大的玩具、紡織、印染、縫紉機企業紛紛遭遇困境。 十月十五日，全球最大的玩具代工廠合俊集團在東莞的數間工廠宣佈倒閉。十月十一日浙江紹興最大的民營企業，亞洲最大的ＰＴＡ供應商──「浙江華聯三鑫集團」面臨破產。 而十月七日，全國最大的印染企業││紹興「浙江江龍控股集團」破產倒閉。六月五日，坐落於浙江台州的「浙江飛躍集團」，身陷嚴重債務，資不抵債，遭受資金鏈斷裂的危機。「飛躍集團」是全世界最大的縫製設備生產基地。除了這些標誌性的企業的倒閉，在長三角和珠三角，數以萬計的中小企業都已經關門大吉，更多的企業面臨利潤率下降，開工不足等困境，或者在生存線上苦苦掙扎。

官方統計資料也印證了中國經濟逐步下滑的事實。最近公佈的宏觀經濟資料表明，今年第三季度中國ＧＤＰ增速為百分之九，近年來首度跌破百分之十，連續五個季度拉出陰線。自去夏以來，中國ＧＤＰ增速開始呈現出同比下滑之勢，已從該季度的百分之十二點七一路下行至今年第二季度的百分之十點一。有理由認為實際的資料可能更加黯淡。

比這些略帶枯燥的資料更加驚心動魄的是今年以來的股市和樓市行情。股市今年以來，一直陰跌不休，而到了十月二十四日，上證綜合指數跌到了一千八百三十九點，比去年最高值跌去了百分之七十。而最近數年高歌猛進的房地產市場同樣出現前所未有的疲態。根據新聞報導，今年十個月商品房成交量大幅萎縮，城市比去年同期成交額少了百分之四十到五十。而前年去年各地熱鬧異常的土地出讓競標產生的「地王」今年以來卻紛紛以開發商忍痛退地收場。為了繼續維繫土地財政，奧運後以後各地方政府紛紛出招來拯救房市。

中國經濟危機是內因造成
這些跡象表明，中國經濟危機已經是不爭的事實，需要爭論的僅僅是這場經濟危機延續的廣度和烈度，以及它帶來的可能影響。

爭論之前，梳理下形成中國經濟危機的獨特路徑和原因是必要的，九月份以來的全球金融海嘯雖然惡化了中國的經濟危機，不過並不是這危機的主要原因。發源於美國次貸危機的金融海嘯本質上是美聯儲長期以來的低利率政策鼓勵下資本槓桿率過高引發的金融系統的糾錯，影響路徑是從虛擬經濟到實體經濟。而中國的經濟危機，則首先表現在實體經濟層面，是最近數年來經濟改革倒退，政策屢屢干預市場結出的惡果。套用中共慣用的說法，是內因決定的，外因只不過強化了蕭條的程度。這場危機從今年第二季度開始，將起碼持續二到三年時間。明年將是最困難的時間。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場危機的源頭可以追溯到二○○四年江蘇鐵本事件，以其為標誌拉開了胡溫時代的所謂宏觀調控。鐵本事件的特徵就是政府通過行政手段直接干預微觀經濟活動，以維護市場經濟秩序為名，來強化壟斷企業的市場地位。數年以來，中國經濟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國有企業做大做強，國進民退，根據陳志武教授的分析，最近這些年經濟發展的結果，是國家通過稅收，壟斷利潤和各種收費掌控了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國民財富。

從近兩年來頻繁的從緊貨幣政策來看，由於沒有配以必要的金融自由化政策和鼓勵競爭的行業政策，對於壟斷性的的國有大企業幾乎毫無損傷，但是對於龐大的民營企業卻套上了緊箍咒，使其融資成本高企，民間借貸利潤高漲就是一個風向標。

再以人民幣匯率調控為例，那種有節奏的單邊升值機制並沒有緩解升值壓力，反而吸引了更多的投機資金來進行無風險套利，後果是雖然出口依舊快速增長，但很多已經是套利資金，正常的出口行業受到擠壓，而另一方面人民幣基礎貨幣被動投放，導致通貨膨脹壓力，經濟呈現出一種偽過熱現象，結果又讓匯率升值得到合理的藉口。而實際上，從去年以來，出口行業的生存困境已經凸顯。

總的來說，在過去的四到五年間，胡溫政府在經濟改革方面乏善可陳，在制約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最重要的幾個領域，比如行政壟斷，土地和金融等要素的市場化方面，是開了倒車，使得中國經濟結構越來越畸形，國有經濟（實質上黨有，少數家族所有）越來越強大，私營經濟力量越來越受到壓制，企業家信心受到重創，市場的創富動力越來越匱乏。

奧運會極端措施重創經濟
在此背景下，中共奧運會的種種極端管治措施則成為壓垮經濟發展的最後稻草。今年五月底以來，官方以奧運安保的名義，對經濟活動採取許多特殊的干預措施，影響比較重大的是簽證措施的收緊，物流的控制，特殊行業的生產限制等等。也許有人會爭論，這種影響面是非常局部的。這種說法缺乏經濟常識，現代經濟體，各個部份已經相互交融，很難相互區隔，對一個行業的傷害，很自然的會傳導到經濟體的其他部份。以一個簡單的民間快遞行業為例，看似影響很有限的經濟行為，但是卻會間接的影響到很多行業的交易效率。六月份實行的簽證政策提高簽證門檻，導致民航，旅遊，住宿等行業如臨「奧運嚴冬」。

不過對於中國經濟體來說，最糟糕的時刻還沒有到來。隨著歐美的金融海嘯向實體經濟蔓延，國際經濟開始收縮，消費需求下降，中國的出口產業將面臨更黯淡的前景。另外，毒奶粉醜聞已經引起國際社會對於中國產品品質及其監管體系的懷疑，使得中國的出口產品聲譽不佳，合乎邏輯的結果就是未來一兩年，中國的出口增幅將非常有限，甚至是負增長，對於經濟增長的驅動作用將大大下降。而與此同時，歐美的金融風暴引發的金融體系逆向槓桿化也將導致國際資本大幅度撤離中國，這也將對中國的經濟發展產生重大打擊。

因此那些對於美歐金融海嘯幸災樂禍的官方輿論是淺薄的，以為中國能獨善其身的說法是天真的。中國的經濟危機已經發生，更糟糕的場景正在到來。並且正如許多觀察者所評論的，在當下中國畸形的社會政治結構背景下，一旦發生經濟危機，就必然帶來社會危機，甚至是政治危機。
中共改革經濟模式無異於自宮

當然，在面對這種威脅的的時候，中共當局倒也不是完全無可作為，束手待斃。胡溫當局正確的意識到了中國原來的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模式無法持續下去了，也在各種場合提到了要拉動內需，改變經濟增長方式，但是這種模式的轉換談何容易！雖然，從道理上來說，拉動內需，意味著 推進結構性變革，拓展經濟發展空間，其實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麼複雜，最近數年以來，經濟學界和媒體對此已經有許多討論，並形成一定的共識。其中比較重要的選項有：推動要素市場發展，尤其是土地和金融等基本要素在交易中創造財富和價值。僅僅土地、金融等這幾個領域的市場化改革，就能提供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經濟增長的動力和空間。另外一個選項就是打破行政壟斷，尤其是把國資委和它名下的一百多家巨無霸企業進行市場化改制，引入充分的競爭。因為這些通過權力依附在經濟體內的特殊利益集團本身已經成為毒瘤，吸收無數資源，毀壞市場價值。打破這種壟斷，將讓中國的經濟增長更具備普惠性和公正性。

不過對於中共威權體制來說，引入這些變革意味著徹底放棄舊的意識形態，放棄對於經濟體的行政控制，也意味著剔除權貴集團的特殊利益，這幾乎相當於中共的一次揮刀自宮。目前看來，胡溫當局既沒有這種政治智慧，也沒有這種政治魄力。

(作者: 溫克堅 2008年11月) 轉載自《開放雜誌》